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谈“一流大学”

　　要改变标准，先要赢得话语权

　　2018年1月，中山大学公布了一流大学建设方案。

　　方案提出了“三步走”的战略安排。第一阶段，是从现在到2021年，把学校建设成为稳居国内第一方阵的高校；第二阶段，从2021年到2035年，把学校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；第三阶段，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，使学校迈进世界一流大学前列。

　　过去的一两年内，中山大学的改革引发了多次讨论。最引人注意的，莫过于该校对本科专业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　　2017年，该校对18个本科专业进行整合并暂停招生，再加上2016年调整或暂停的21个专业，两年内，中山大学调整了39个专业，引发社会热议。

　　2016年，该校校长罗俊表示，学校的人才培养体系有待改善，当时共有125个专业，总量大，他希望能减到80个以内。

　　而根据2017年的招生情况，该校本科招生的专业数量已调整到77个。

　　针对学校的改革和未来发展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接受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专访。

　　一流大学的三个“首先想到”

　　你如何理解国家提出的双一流建设？

　　陈春声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，而且优秀人才是整个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。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一系列“强国”的概念，在这其中，教育强国占据“优先发展”的位置。而双一流建设在教育强国战略中，处于最顶端的位置，它代表了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。

　　事实上，双一流建设与“211”“985”建设不同，它不是一个“工程”，而是一项要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的长期任务，这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50年要把“中国建成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”的时间节点，是相一致的。

　　就具体目标而言，目前在不同的排行榜上，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，也就是在世界二十强大学排名中，美国占据了15到17个席位，英国占据两三个，偶尔还会有欧洲或日本的另外一两所学校。中国在这其中没有一席之地。

　　如果中国真的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，我们就必须要有若干所学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，即能够排名前20。理想的状态，这个数字应能达到7到10所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我们还有32年的时间，要使中国的一些高校能通过高质量发展，达成这个目标。时不我待，这应该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，也是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一批中国最好大学的重要使命。

　　问：你怎么定义“一流大学”？

　　陈春声：我们学校领导班子对于一流大学的定义有共识，用通俗的话来说，首先，学生和家长在选择就读学校时，会首先想到这个大学；第二，国家有重大的战略需求，或者碰到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时，会首先想到这个大学；第三，国内、国际学术界的同行，需要讨论和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时候，会首先想到这个大学的学者。

　　这三个“首先想到”，是罗俊校长提出来的，今年初写进了学校党代会的报告。我们认为，这样的大学就可以称为一流大学。

　　问：你认为，放在世界的坐标轴内，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？

　　陈春声：我觉得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短板，一是教育教学层面，即人才培养的质量；二是管理架构和治理机制层面，还存在一些欠缺。

　　大学安身立命之本是培养人才，但中国的大学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在这个方面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，也是最不容易缩小的。

　　最简单的，就以师生比来说，包括中山大学在内，中国大多数高等学校的生师比是18至20比1，国内最好大学的这个数字大概是13或14比1，而在欧美的许多一流大学，包括哈佛、牛津这样的学校，他们的生师比是8或9比1。更直白地说，我们因为学生多、教师少，大学授课的方式与真正意义上的“小班教学”，还有很大一段距离。

　　而小班授课是教育界公认的、在高等教育领域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即每个教学班控制在30人左右，一些专门的课程甚至是15人以下。在这样的安排之下，老师才有可能个性化地关注学生的学业情况。

　　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声誉还不够好，这可以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。就是我们大学招收的国际学生，学业成绩还不够好，学术潜质也还不够高。在国际上，一流大学的国际学生通常会占有较大的比例，而且，即使不能说国际学生的学业水平通常会略高于本国学生的平均水准，但起码也不会比本国学生差。现在，我们绝大多数大学还做不到这一点。

　　我们会与国际学生开座谈会，留学生们常常反映的一个问题是，自己的学业跟不上中国学生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，面对着通过高考才“拼杀”进入中山大学的中国同学，他们的感觉有点像“一只绵羊进入了狼群”。

　　作为教育者，我们自然有责任为这些自称为“绵羊”的外国孩子提供更加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。但反过来想，为什么我们吸引来的大多是“绵羊”，而不是一大群“狼”？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不够高，学术声誉还不够好，对“狼群”的吸引力不够强。结果，为了所谓“国际化”的指标，就只能到境外圈一群乖乖的“绵羊”来培育。

　　在这个方面，近年中山大学也进行了一些努力，提高国际学生的质量。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国际学生入学考核程序，严格规定不准通过招生中介接收国际学生，同时适度增加国际学生招生数量，逐步提高学历国际学生比例。

　　从2017年开始，我们每年面向东盟10国最好的若干所中学，经中学校长推荐，招收他们最好的毕业生，这是提高国际学生生源质量的一个有效尝试，而且还服务于国家的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。

　　另外一个短板是在学校的内部管理及运作机制方面，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

　　中国大学的内部管理运作机制，基本都是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对应。比如，教育部有研究生司、高教司、科技司、社科司、国际司，各个高校也就相应地设立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社科处和留学生处。但实际上，在世界一流大学里，留学生和本国学生的课程和教学安排，是不会分开管理的。我们的学生出国留学，一定是与所在国家的学生用同一个课程表的。

　　又如，本科生教学归教务处管、研究生教学归研究生院管，基本上也是中国大学独有的制度安排。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。要实现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，这样的架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。

　　“过分地强调专业对口，不应该是我们的教育方向”

　　中山大学有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？

　　陈春声：中大近三年正在进行的综合改革，就是重新建构一个能更好地为师生服务，与现代大学制度更加适应的内部行政管理架构。例如，我们把原来的教务处、医学教务处、研究生院培养处、留学生办公室和本科生招生办公室整合在一起，组建了教务部，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务、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教务统一管理起来，都放到教务部里。

　　这样的做法，比较符合国际上一流大学的惯例，有助于教学资源的整合，实行课程安排的多重编码制度，有利于提高学生培养的质量。我们还将科技处、医科处和社科处三个分管不同学科门类的科研管理机构整合起来，成立统一的科学研究院，以期推进学术研究的交叉交融，推进大平台、大项目、大团队这“三大建设”。

　　类似的改革举措还有很多，还包括了学校内部学科、院系与专业的调整和整合。经过三年的调整，已经取得明显成效，比如，由于学院和学科整合，2016年至2018年，中山大学“工程与技术学科”的国内排名，在QS世界大学学科领域排名榜上，两年间进步了13名。

　　在内部管理架构综合改革中，我们也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方向，党委系统的组织架构保持稳定，且力量得以充实加强。

　　问：这两年，中山大学在本科的学科设置方面做了比较大的改动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讨论。改动的初衷是什么？

　　陈春声：我们对于本科招生专业的整合确实引起过一些议论，也有一些人不理解，包括校内的部分师生。现在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，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共识。

　　过去许多年间，由于那个社会发展阶段大学在扩招、就业遇到的一些压力，我们增设了一大批直接面向就业的口径偏窄的应用性专业，也出现了若干以一个或几个应用型专业单独组建一个学院的的情况。过去中山大学本科专业的数量与国内第一方阵的其他高校相比，确实是偏多的。

　　另外，也存在部分专业特色不鲜明、课程设置区分度不高之类的问题。我们经过反复讨论认识到，到了现在这个发展阶段，这类更像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设置方式，对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，确实是不合适的，所以才下决心进行专业的整合。

　　我们更多考虑的还有同学们一辈子的职业发展问题。目前中山大学在几乎所有省份都招收前1%的高考考生，同学们非常优秀，应该期望他们不是本科毕业了就马上就业，而是应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长时间、更高层次的教育，起码是硕士毕业。

　　所以，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地在提高本科生的深造率，目标是最终有80%的学生可以得到硕士以上学位。在这样的目标之下，再按照本科毕业生就业的需求去设置专业，就显得没有价值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是按照7年左右一个周期来做人才培养安排的。学生们一入校，我们就告诉他们，本科不是你的终点。

　　这样做也是为国家和社会珍惜优秀人才——毕竟考进中大的都是学业成绩优异的孩子，只接受四年的高等教育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我们会继续争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，努力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继续深造的学位，也鼓励毕业学生到其他好大学继续读书。

　　去年，我们学校本科生的继续深造比例是55%，我们希望今年能超过60%，四五年内能达到80%。

　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们还会继续整合一些本科专业。本科生招生时尽量“宽口径”“大专业”，让孩子未来争取继续深造的时候，考研究生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。入校一两年之后，可能适当细分专业，到读研期间，再进行专门化培养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对于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，过分强调专门职业技能的培养，或者过分地强调专业对口，不应该是我们的教育方向。我们的努力方向是，建设综合性、研究型、开放式的一流大学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对国际上的优秀青年学生，自然也会有更大的吸引力。

　　要改变标准，先要赢得话语权

　　问：有一些学者提出，中国的一些大学存在专业设置大而全的问题，你认为，一流大学是否有可能走小而美的路线？

　　陈春声：这里存在着一个什么是“一流大学”的标准问题。目前通行的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，所采用的标准都是综合性的，入选前20名或前100名大学大多也都是综合性的，这些学校一般都设有很多学科，有较大的规模。我们确实看到，国际上有不少很好、很有特色的学校没能进入20或者前100名，不是学校办得不够好，而是因为学科设置不够多，“综合性”不够。

　　我们对于目前通行的这些标准不见得百分之百认可。但是我个人以为，对于中山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说，如果我们试图要去改变这个标准，最好能首先在现行的标准上做得比别人更好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等到有朝一日，中国有若干所大学依据既有标准稳居世界前20名，自然就会有话语权，自然可能成为标准制定者。否则，就算对现行的标准提出质疑，人家也不见得会接受，搞不好还被以为是为了一己之私。

　　我还以为，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关于一流大学必须“三个首先想到”的共识，可能更加切合高等教育的实际。若按照这样的标准，则一流大学也有可能走小而美的路线。说到底，我们这个国家很大，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多姿多彩，“大而全”的大学无疑是国家和社会所必需，但“小而美”的学校同样也是必不可少。

　　问：目前，中国的民办幼儿园、中小学都大有赶超公立学校的态势，你认为，中国的民办大学是否有可能与百年历史的公办大学并驾齐驱？

　　陈春声：私立大学或者说民办大学，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过，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之下，民办大学要想争取到与一流的公立大学同样的优质生源，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高考制度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公平的最重要象征之一，尽管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有诸多批评，但我们还是可以预期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的。

　　但对于民办大学的发展来说，高考制度的存在恰恰构成了某种本质性的制约。考生们参加高考的目的，就是要争取上好大学，试想一下，成绩优秀的高考生在经过多年拼搏和层层选拔之后，为什么要“冒险”选择一所有较多不确定性的民办高校，而不是“从众”选择就读公认是优秀的、有着百年历史的公办大学？

　　所以，只要高考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，生源质量问题就会一直是民办高校必须面对的最大难题。而没有同样优秀的学生，就很难“并驾齐驱”。所以，相信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的努力目标，应该还是“各具特色”或“各有千秋”。

　　问：几个月前，广东省出台了《关于加快新时代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计划在未来五年引进约5万名博士和博士后。对于中山大学来说，引进人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？

　　陈春声：很具体地讲，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，还是引进人才的安居问题。广东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，政府对于住房的计划调控空间比较小，人才安居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。

　　现在学校每年有几百名编制内的新教师到校工作，教师的住房压力持续不绝。我们已经建成并计划再建设一批人才公寓，同时还在研究更加长期稳定的人才安居计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