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，我国举行“文革”后首次高考，岳春生参加了此次高考语文考试的阅卷工作。

　　期间，他与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有一次两个多小时的座谈，叶老对高考作文题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和当时的语文教育发表了相当深刻的看法。

　　以下为岳春生的讲述。

　　在叶圣陶日记1977年12月26日一页中，叶老曾记载：“七位语文老师来访，询语文教学事。”我即是七人之一，当时，正值全国举行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高考，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语文阅卷工作。在叶老外甥媳妇江修老师的热情帮助下，12月26日下午，我们来自北京多个区县的七位中学语文教师拜访了叶老。

　　我们的话题从当年高考命题作文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说起。

　　叶老说，命题作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。其实，作文题目是从生活中来的，是根据生活需要来的。现在命题作文的做法是把顺序颠倒了，要颠倒过来。

　　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这篇作文，要求写“我”是怎么“战斗”的。但是，我“这一年”不在“斗争”之中，我没去“战斗”，又怎么办?怎么去写?恐怕就有人说假话。这样，品德上就不好了。作文要说真话、实话，不是在写小说。这个题目引导别人说假话、空话，不太好。

　　讲语文教学：“教”是为了用不着“教”

　　关于语文教学，是叶老在这次访谈中说得最多的内容，也是最重要的内容。

　　叶老首先说，语文教学，一要引导学生善于看、善于读;二要引导学生善于写，当然不是写文学作品，而是普通的东西，包括写信、写总结。

　　叶老强调说，这里还有重要的文与道关系问题。思想教育是教育的责任，每一科都有这个责任。教学中要讲思想之外，还要注意明辨和审视是非。

　　之后，叶老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说道：我开始当老师是在民国元年——1912年，教国文时，办法跟教私塾一个样。我小时候，读私塾，先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，然后是《四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，都要熟读，都要给老师背诵。这之后，教师才教下去。然后读《左传》，这才开始听老师讲，《左传》开关是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什么叫“克”，什么叫“于”。

　　叶老停顿了一下，说，这种教法，无非是讲书。记得1923年新课程标准公布了，当时小学的“国语”、中学的“国文”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。从1923年到如今，55年了，编选教材的办法屡次变更，可是有一点没有变，就是中学里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。教法是，从逐句讲发展到讲主题思想，讲时代背景，讲段落大意，讲词法句法篇法，等等。大概有30来年了。还一点没有变，就是离不开老师的“讲”，而且要求讲“深”，讲“透”，那才好。老师果真是只管“讲”的吗?学生果真只是只管“听”的吗?一“讲”一“听”之间，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?我怀疑了好久了，得不到明确的答案。

　　接着，叶老像是对这个话题总结一样，说道，“讲”当然是必要的，问题是如何看待“讲”和怎么“讲”。说到如何看待“讲”，我有个朦胧的想法，老师教任何功课(不限于语文)，“教”都是为了用不着“教”。怎么叫用不着“讲”用不着“教”?学生入了门了，上了路了，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，独立实践，解决问题了，岂不是就用不着给“讲”给“教”了?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!教师不该朝着这样的好境界努力吗?

　　讲作文教学：要培养学生自己修改作文的能力

　　针对老师们提出的作文教学中批改的问题，叶老说，现在老师批改作文的做法，要想办法改一下。老师很辛苦，但不得好处，甚至徒劳无功。我想，学生作文教师改，跟教师命题学生作文一样，学生都处被动地位。能不能把古来的传统变一变，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呢?假如着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，教师只给些引导和指点，有时还可以用符号的批改方法，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去决定，学生不就处于主动地位了吗?养成自己改的能力，是终身受用的。领导如果只看一篇作文改得少就批评老师，这是外行，希望外行的领导转化成内行。

　　叶老又说，什么是“改”?重新思考就是改。经过再思考之后，可能比第一次思考进一步。动笔之前，要整理自己的思想，然后写一个简单的提纲，大体分一下段落……这些要让学生脱离老师自己走，不要用老框框来束缚学生，学生不要成为傀儡，作文教学要看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