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既然这样，好好考也行。”11月17日，安徽青年徐孟南等到了父母从老家传来的一份鼓励。

　　9年前，当时19岁的徐孟南做了一件“出格事儿”：在高考试卷上违规写满了自己的“教育宣言”。2017年10月中旬，他报名再战高考，意欲弥补这个缺失的“大学梦”。

　　2011年，徐孟南背着条幅与4000张劝告传单去了几所高中，用亲身经历劝说考生勿要重蹈其覆辙。

　　9年来，这位“白卷”考生辗转各地打工，重拾高考的想法却一直盘踞在脑中。

　　“是做错了，毕竟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，不值得。”11月16日，他说，一条网络评论也让他陷入反思：如果你当年考了高考，上了大学，在论文里去研究探讨教育方案，结果可能会更好。“挺有道理的”，徐孟南说。

　　对于网络上质疑他“重返高考是为炒作”的声音，他明确否认，并称“如果考上后，我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在哪里上学，想做个平常的大学生。”

　　昙花一现的“白卷考生”

　　10月23日，28岁的打工者徐孟南回到户籍所在地安徽亳州蒙城县招生办报名参加2018年高考，以社会考生的身份报考了“全国普通高考“和“高职院校分类招生”两个类别。

　　报考的事，一开始只告诉了姐姐，瞒着父母妻儿。“对于我当年的做法，他们应该还是不理解的，家里从不提。原先想着，有了好的结果再告诉他们。”他对澎湃新闻说。

　　2008年，19岁的徐孟南第一次参加高考。

　　这一年，他成了著名的“白卷考生”。他在每一科试卷上写满了自己的“教育宣言”，阐述了对教育体制和高考制度的意见建议，希望以此让更多的人关注教育改革。

　　“那时他搞这事，跟着迷了一样，成绩下滑，没心思学习。”21日，姐姐徐月悦对澎湃新闻说，家里没人知道徐孟南的计划，“事发后我都觉得不可思议。”

　　“平时也是安安稳稳的人，但那个时候就是一股脑想宣传，想坚持，想达到目的。”徐孟南说，自己当年的建议和现在浙江、上海试点的高考改革有些类似，都是根据考生的兴趣、爱好选择高考科目，让真正有特长的考生不落榜。

　　交了“白卷”后，他主动联系了媒体透露此事，“希望借此举促动教育改革”。一时间，虽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，但令他失落的是，“让相关部门改变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们兴趣学习”的目的并没有达到。

　　随着媒体关注度的降低，徐孟南淡出了公众的视野。当时160多分的高考成绩，使他失去了就读大学的一次机会，人生轨迹也因此改变。

　　写10万字小说传达心里想法

　　徐孟南出生在安徽省亳州的一个乡村家庭。家里四个孩子，他排行老二。徐月悦回忆，学生时期，徐孟南不爱说话，挺内向。高一时，他成绩不错，班里80多人，能考到前十名。

　　2006年，他读到了河南高考零分考生蒋多多的报道。随后，他又阅读了些批评教育教学方面的文章。其中，韩寒的《通稿2003》给他带来过不小的影响。

　　“就对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有一些不满，在那种模式下默默压抑了好多年，变得比较叛逆。”他说，“而且老师给我们灌输的一直是多做题、上大学。只教我们怎么去高考分，但很少人有自己的兴趣，也没有说为什么要去上大学，有哪些专业。”

　　为了“让考试制度变得更好”，徐孟南还去查了不少资料，想针对当时模式化较强、难以彰显个性的教育制度设计出改革方案。他也曾经给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、媒体甚至作家写信，但未得到答复。

　　高二、高三两年，他甚至花了大部分的精力写完了一部10万多字的小说《三人行》。虽然那时语文成绩只能达到及格线，但徐孟南向往成为一个作家，“我想通过写作表达心里的想法。”

　　小说里，他虚构了一个在自己理想教育模式下的高中场景。在小说的结尾，主人公凭借自己的兴趣特长上了大学，得到了想要的人生。高考前，他把这部小说寄给了北京的出版社，可不久就被退了回来。

　　现身说法：交白卷无意义

　　2008年后，徐孟南依然关注着高考。他发现几乎每年都有“白卷考生”，和他、和蒋多多一样，在舆论激起一波涟漪之后，石沉大海，不了了之。

　　这让他坐不住了。

　　2011年高考前的一个月，他带着条幅、4000张劝告传单和自制的背箱来到安徽、江苏的几所高中门口分发传单，用亲身经历劝说考生勿要重蹈其覆辙。2012年，他还创办了一个名为“高考0分声”的网站。其中一个网页上罗列着8名在以往高考中故意交白卷的考生，包括他自己。

　　徐孟南没有主动联系过其他人，但知道“大家过得并不容易。”在2012年接受《武汉晨报》采访时他表示，故意考零分的学生，绝大多数是对教育方式不满，想通过这种方式发泄一下。而他办网站，是希望“发扬零分对抗教育弊端，零分促进教育改革的精神。”

　　他告诉澎湃新闻，这些年，陆续有高三学生在考前找他。有的直言想效仿他高考交白卷，有的也提出对教育现状的困惑。“我就如实跟他们说，高考是一种工具，选择权在你手里，但交白卷并不是理性推动教改的方法，而且确实需要面对不小的非议。”

　　对徐孟南来说，高考违规交白卷后，最大的压力来自对父母的愧疚感。“那时我基础不差，如果好好复习，上本科没有问题。”他还记得落榜后父母的生气和沉默，除了失望，他们还担忧儿子是否触犯了法规。

　　“不过，那时我们对他的关心确实太少了。当年我跟父母都在外面打工，他和爷爷奶奶一起住，平时在学校，一周才回来一次。”徐月悦告诉澎湃新闻，高考后，徐孟南失踪了一个礼拜，回来后也很少说话，吃了饭就回房间一躲，“那一阵我在上海做小生意，他到我这儿待了两三个月，跟傻了一样，天天楞在那儿，我都不理解，后来才自己出去找工作。”

　　徐孟南大约花了两三年才慢慢走出这团阴云。“是做错了，毕竟没有达到原先的目的，不值得。”一条网络评论也曾让他陷入反思：如果你当年考了高考，上了大学，在论文里去研究探讨教育方案，结果可能会更好，“挺有道理的。”